今年新京的春天来得晚，虽是西月，街边的树木才长出新芽，早晚出行还要穿上厚衣服，背阴的地方甚至还有小堆的冰雪没有融化。
一大早，长春大街的同福茶馆就坐满了人，两个穿灰布长衫、操奉天口音的中年男人边喝茶边聊着。
“什么新京，不就是宽城子嘛！”
“可不，出门时我妈问我去哪，我说去新京，她还以为我要出国呢！”
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
茶馆的掌柜常贵中倚在柜台旁，一首盯着这两个奉天客人，听他们讲得越来越热闹，就款步移到两人身旁，欠着身子小声嘀咕道：“二位远客，不是我事多，新京的玩笑开不得，让管事的听着了，别说你们走不了，我也得遭殃。
听句劝，喝完茶赶紧走，别惹麻烦，多谢二位了。”
听了常掌柜的话，两位客人也有点发毛，赶忙起身结账走了。
常贵中五十多岁，生在宽城子、长在宽城子，当下活在新京。
新京郊外大屯地界有他五十亩地，城里开个茶馆，算不上大地主，但家境殷实是不假的。
他老伴儿王氏是山东人，小时候随父辈闯关东过来的；膝下两个儿子，大儿子常乐乡三十多岁，在大屯经营田庄，二儿子常乐天二十岁，去年刚入大同学院学习。
农忙时，常贵中就往庄子上跑一跑，一年中多半时间住在城里，茶馆后身是他的西合院。
常贵中的日子让人羡慕，吃穿不愁，两个儿子一个会做买卖，一个眼看着要去政府做事，老百姓能想象出来的好事都让他占了。
他自己也羡慕自己，琢磨着许是上辈子积德行善修来的善果，所以他经常去离茶馆不远的般若寺烧香拜佛，听说那儿的菩萨比较灵。
常贵中最近最高兴的一件事是小儿子常乐天考上了大同学院，这可是毕业就要进政府做官的。
从常贵中的爷爷辈开始，家里就再没有当官的了，一想到常家不久要成为官家，他就抑制不住地高兴。
常乐天长这么大没出过关，溥仪没来的时候他太小，溥仪来了之后不让出关，最远去过一次普兰店，是他大哥往那边送货顺路带上了他。
乐天父母从小教育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加上他用不着早早谋生帮衬家里，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读书上，学习成绩一首不错。
去年高中毕业，乐天本想考个师范学院，结果常贵中一顿教育他“学而优则仕”，他就报考了大同学院，成绩公布后，他处在不上不下的位置，心下觉得够呛。
他倒不沮丧，因为涉世未深，对当官实在没什么概念，自然没多大瘾头。
乐天转头就准备去考师范学校，没成想这时候家里来了几个日本人和大同学院的工作人员，说要调查一下考生家庭情况，没过几天，大同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到了。
据说是成绩排在前面的几个考生家庭背景有问题，不予录取，排在中间的几个考生递补了上去，其中就包括常乐天。
常乐天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进入了大同学院。
大同学院不分专业，或者说就一个专业，那就是为满洲国政府培养官吏。
课程设置上，主要是政治理论，辅以语言学、基础自然科学等课程。
大同学院三分之二的学生是日本人，基本是从日本国内读完高中过来的，三分之一是满洲人。
从中日学生的比例可以约略明白，大同学院的“大同”就是用多数的日本学生同化少数的中国学生，然后一起去同化所谓整个满洲。
第一天上课，乐天郁闷得不行。
课程都是日语教学，除了汉语言课。
他在中学学的那点日语根本应付不了。
为了能通过考试，一有时间，乐天就补习日语，一学期下来，专业课没记住多少，日语倒是说得很溜。
有时乐天也嘀咕：在家门口上个大学怎么还不让用母语？
真不知道还有哪个地方的大学像满洲国这样！
常乐天这个年龄正是情窦初开之时，上了大学，对女性的好奇变得更加强烈。
入学没多久，他看上了一个日本姑娘，那姑娘高鼻杏眼，瓜子脸马尾辫，典型的东方女性美。
乐天一上大课就忍不住望向她，这样暗里偷瞄了一个月，那姑娘也察觉到有人在关注她。
秋天的一个晌午，乐天刚从饭堂出来，那日本姑娘便从他侧身走过来堵在了他面前：“你为什么总是看我？”
她用半生不熟的汉语问常乐天。
乐天被她这一问，不知如何回答，只是脸憋得通红。
他的脸红让那日本姑娘禁不住“噗嗤”笑出了声：“我叫铃木纱奈子，你叫我纱奈子就行。”
两个人就这样结识了。
一开始，俩人偶尔一起吃个午饭聊聊天，后来就一起去课堂上课、一起在校园里散步。
乐天觉得沙奈子这样矜持而又漂亮的日本姑娘能和他交朋友，真是对他莫大的肯定，所以他对纱奈子表现出一种恭敬礼貌的态度。
几个星期过去后，乐天觉得时机成熟了，想要和纱奈子确立恋爱关系。
那天傍晚，乐天把沙奈子送到宿舍楼下，临别之际，他鼓起勇气向沙奈子表白了。
谁料沙奈子听完他的表白竟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没有了往日的矜持，有那么一点得意忘形的味道。
“我赢了。”
纱奈子像是对乐天又像是对自己说出了这句话，然后一转身飞快的上了楼，留下常乐天傻傻地站在原地出神。
后来，纱奈子的同寝室女生捎给乐天一封信，信中解释了事情原委。
纱奈子发现常乐天对她有意思后，就和同寝同学打赌，说自己能在一个月之内让这个支那男人向自己表白，女同学们都不信，她们认为支那人没有勇气向女生表白，至少不会那么快，赌注是一个学期的打开水服务。
纱奈子在信中委婉地向常乐天表达了歉意，同时对常乐天让她赢了赌局表达了感激，这是多么荒唐的感激啊！
常乐天盯着信中反复出现的“支那人”字眼，体验到了人格被侮辱的滋味，这种滋味衍化成不可抑制的愤怒，令他脱口而出“八格牙路”。
最近，铃木纱奈子谈了一个真正的男朋友，是个长相粗犷、皮肤黝黑的日本九州人。
显然，纱奈子把赌局的事情告诉了他，而他很快把这件事传播开来，否则也不会时不时有日本学生朝乐天表情夸张地喊“打开水”。
每当有人开这种玩笑时，乐天就在心里狠狠骂一句“臭日本娘们儿”。
他从来没用过这样粗野的语言形容女性，但这个狂妄的女人称自己是“支那男人”己经击碎了所有对她的美好想象，剩下的只有污秽不堪。
有一次，一名羞辱他的日本学生实在过分，他就和对方打了起来，由于都长着东方面孔，路过的日本学生也不知道要帮谁，后来被几个认识乐天的中国学生拉开了。
这个挑事的日本学生不依不饶，找到学院的管理部门告了一状，可能是学院的日方管理者觉得这件事实在与大日本帝国一首宣扬的“日满亲善”不相符，而且事情的起因也有辱日本国的体面，便没有深究，与这件事有关的日本学生还被告知以后少开这种“玩笑”。
从这之后，乐天不由自主地留意起日本学生和中国学生的相处方式，一些原来并不在意的事情突然变得诡异且蕴含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比如：上课时，日本学生一般不会和中国学生坐在一起，中日学生中间有一条像是刻意又不明显的分界线，大家心照不宣；老师上课提问时，从来都是先提问日本学生，后提问中国学生；每次考试第一名永远都是日本学生，中国学生最高排名只能是第二名；日本女学生没有和中国男学生谈恋爱的，日本男学生倒是有追中国女学生的......这些细节在常乐天看来，己经不是文化差异那么单纯了。
在把自己和日本学生做对比时，乐天有时称自己作“中国学生”，有时称“满洲国学生”。
张大帅还在的时候，东北虽然搞自治，但东北人就是中国人，无非是有个关里关外的区别。
日本人和溥仪来了后，满洲国的概念成了铁律，乐天的中学时代就是在天天念叨“满洲国”的氛围中度过的。
乐天心想：满洲国就满洲国吧！
除了换个叫法，好像也没什么要紧的。
可上了大学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国籍着实是个问题。
课本讲义中写的都是满洲国，日本学生私下里叫的却是支那人，似乎满洲国的招牌只是挂给满洲国人看的，日本人自己是不认的。
学校里天天叫嚷着“满日亲善”，但大小事务没有和满洲国学生商量的，都是日本学生拿主意，他们连意见都懒得征求，两国是因为不分彼此才这样“亲善”吗？
常乐天进入到一种国籍混沌状态，脑海里总是抑制不住蹦出这样的问题：我是谁呢？
八月的一天，学校突然召回正在暑假中的全体学生，说是要举行什么活动。
一大早，乐天穿上校服赶回了学校。
刚进校门，乐天就看见远端的广场上并排挂着一面偌大的日本国旗和一面同样大小的满洲国旗，两面国旗正对校门。
广场上聚满了人。
走进广场，乐天看清了悬挂的标语：庆贺攻克天津！
天津也被日本人占了？
那北平呢？
乐天不敢再想下去，莫名的无助感席卷了全身，只觉得脚底发软，头也有些疼。
他突然回忆起当年日本人占领新京时的场景，那个时候还不叫新京，日本军队在现而今叫作大同大街的地方载歌载舞，庆祝胜利。
那个时候的常乐天刚上中学，没什么感觉，现在回想起来，却是隐隐作痛。
学院院长站在广场中心，面对整齐肃立的学生，慷慨激昂地讲述着日本军队如何攻陷宛平城，又如何攻占天津。
讲到动情处，他挥舞拳头鼓动学生们一起山呼万岁，广场两侧的鼓手卖力地敲着大鼓,日本学生的呐喊声把鼓声完全淹没。
乐天愣愣地站在人群中，看着狂热的日本学生，做不出任何反应，周围的日本学生向他投来异样的目光，好像在质问他为什么不庆祝。
乐天只好举起手臂像擦玻璃一样晃动起来，张开嘴却并不呼喊口号。
此时一股酸意突然从胃里翻了上来，乐天“哇”地一口吐在了地上。
身旁的中国同学以为他喊缺氧了，就把他扶到一边。
乐天自己坐在远处，呆呆地望着那面满洲国国旗，心里叨咕着：“算个什么东西！”